中国的现代化，恐怕要培育一种职业—收益理性，其中包括职业选择、职业收益、成功标准以及相关伦理规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种职业的社会角色及其收益将趋稳定，人们在这种确定性下进行人生规划、求学和职业选择，并把相应收益视为自由意志选择的“命运”。这不会完全消除不同职业之间的收益攀比，但实现“再平衡”的方法只能是改行。
这种职业—收益理性不会自发形成，它需要国家的主动引导与培育。在发达国家，职业—收益确定并且可以预期，是信息公开透明、信息供给充分的结果。选择做公务员，意味着你接受确定的公务员收益前景;选择当大学校长，不应当奢望跟工程承包商一样富有。你接受那份收入，但也相当看重那种职业荣誉。如果想要更多回报也未必不合理，而方法是，把本职工作做到优秀乃至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