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生的最大志向并非诗词文章，而是政治改革。他对作词持轻视态度，曾嘲笑晏殊：“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因此，王安石存词较少，只有20余篇，但还是留下了《桂枝香（金陵怀古）》这样意境开阔、风骨凛然的经典名篇：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为什么被成为千古一相呢？
王安石生活在宋朝的鼎盛时期，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年）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步入官场。依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天下的宋太祖为保赵家天下久长，杯酒释兵权，任命文臣担任知州。太祖对赵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籓，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文臣治理州府，即使都贪浊，也没有一个武臣反叛的危害大，这就从大的环境决定武人退出历史的主旋律，特别是太宗更是大力发展文人统治群体，士大夫成为宋朝的统治基础，宋朝的各个领域深深的打上了文人的痕迹，“和平崛起、重文抑武”的国策形成，宋朝用经济手段买来了百年和平，到宋仁宗时宋朝的太平盛世到来了，城市经济繁荣，商品经济活跃，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流通货币。宋朝成了整个封建时代最有诗意的时代。
宋朝皇帝打压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享乐的思潮，文臣大量买地，是广大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宋初的王小坡、李顺起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田地”的口号，表明土地高度集中，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作为士大夫的一员的王安石对当时的国策领会不透，在书本上看到的是汉唐的一统天下，蛮夷的臣服，土地的平均，不安于现状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仁宗没有受他的蛊惑，坚持国策不动摇，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没有市场，也不可能实施，只能是理想。
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后，雄心勃勃的向宋太祖学习，“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可是百年的太平，既定的国策让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支持他。他的母亲曹太后说得更白：“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己取之，何待今日？”，只有王安石的激进、大胆改革思想与赵顼的想法有共同之处，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推行改革，王安石推行的是一种先予后取的扩张性财税金融政策。他的核心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同时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引起现代社会学者的关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很接近，与同时代却很遥远。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其政治变法对宋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在1000年前差一点把中国带入资本社会，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吴慧先生把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商鞅、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北宋的王安石和明代的张居正称为古代的六大经济改革家。管仲的改革措施包括税收上的“相地而衰征”，农业上的 “无夺民时”等，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人们的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并主张定四民之居， “勿使杂处”，杜绝了劳动力的地区流动，堵塞了人们自由择业的途径。商鞅的变法以统一度量衡、推行重农抑商、实行法制、奖励军功、建立郡县制等为主要内容，对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限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在确保一定时期农业发展的同时，窒息了其他经济部门在更长历史阶段中的自发增长。刘晏的改革具有较多的市场色彩。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不是单纯依靠提高税收，而是借助于民间经营的积极性。这也是王安石的改革核心，所不同的是由官府参与争利。中国古代几次大的经济改革所呈现的演进轨迹是对市场管制加深，正是这样的管制使中国历史上尽管有市场的交换行为和一定规模，但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前市场经济，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宋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与当时的文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一致，实际上但是的矛盾并不是宋朝和辽国的矛盾，两国已经睦邻友好，宋朝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农村的小农意识与高度发达的城市商品经济的矛盾，改变国策，竞争压力就会增大，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宋神宗不顾实际，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王安石于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4年后皇帝迫于众议，王安石免相，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变法基本失败。
由于宋朝重文抑武，武人没有出路，也不会给朝廷出力，宋神宗在王韶取得熙河之胜后，一心求战，“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随着战争的失利，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三十八岁的赵顼驾崩于宫中。变法彻底失败。
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内容的优越性与技术管理的不协调，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军用雨衣和账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里霉烂。《宋史》食货志又提出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三十二库都已积满，更再积羡赢为二十库。如此庞大的物资，实在有以用商业方式管理的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的组织也可以藉此发展成熟，果真如此，王安石岂不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一千年，为甚么他事实上会失败？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缺乏中层机构。仔细参考《宋史》里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即在畿国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着手。“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从中可以看出变法的不合时宜。试想九百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失败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像，宋朝从此走上了下坡路，改革、反改革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说王安石新法内容是良莠不齐的，青苗法就是一项农村重要的金融政策，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由于实施的激进，也被反改革派反对，以司马光位代表的反改革派并不反对变法，主张渐进变法，对于朝廷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透彻，王安石没有最大限度的统一思想，变法不仅没有补天，还引起了士大夫集团内部的斗争。神宗去世，其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八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重用改革派，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打击。宋徽宗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一年后又支持改革派，恢复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改革派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309人列为“元祜奸党”，镌石于全国州县，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宋朝亡于王安石的变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根源是宋太宗的国策，潜在原因是宋神宗的有所作为，不切实际的作为，根本原因是宋徽宗把漏雨的房子又捅了一个大窟窿。中国也让人叹息的失去了1000年的优先发展的机遇，也影响了后来的明清两朝，明朝没有实行开放的财税政策就是由于朱元璋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中国再一次失去了步入快速发展机遇。